可是，我觉得这些天还有一则新闻更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最高院就强调对审判的舆论监督，案件处理的结果要以人民满意为衡量的尺度，几年前的沈阳刘涌案就因舆论压力而导致最高院再审，并在再审中判处刘涌死刑立即执行。由于司法行政化，也由于我国立法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没有规定最高院以外的法院有法律解释权，我国的下级法院经常就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

但法官做到公正裁判还不够，还要用具有说服力的判决书让当事人感到他得到了公正对待，否则若当事人心里想不通，轻则上吊自杀，重则如一些媒体披露过的绑上炸药包与法官同归于尽。这一批复的问题在于仅有观点，而没有任何关于观点的论据和论证。两害相权取其轻，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在成文法系国家，正是在法条有多种不同理解、法条相互有冲突、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矛盾时，严肃法官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法官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我们也应当为法官的弱点流点温情的眼泪。

就许案来说，笔者也天然地同情许霆，也希望最高院的决定能够同时契合法律与情理，但是笔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最高院的法官认真地调研、缜密的思考，在理性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如果经调研表明确实应当重判许霆，也不能为讨好民意而违背正义。经研究，答复如下： 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７月１日，徐州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张本忠参与集会、集资，撰写上访材料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人民法院是正义的守护者，也是公民权利的救济者，面对民众依照合法程序要求保护表达权利的诉求，应当公正裁判，而铜山、徐州两级法院却成了公安机关侵犯民众表达权的帮凶。原告所写材料有捏造或歪曲事实的内容，存在主观故意，客观上起到了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作用和后果。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以法律的名义打压言论的事件，近年来在中国大地频频发生，前有彭水诗案，后有稷山文案。这应当引起高层的特别重视，中央完全有必要选择典型案件进行严肃查处。

从治安处理的法律根据来看，公安机关所适用的2003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第五项的内容是：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中央高层，对民众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也是非常关注的。

即使不去查阅复杂的案件卷宗，单看这判决书，就知道徐州法院产生了一宗标准的冤案。先是一审法院认定张本忠的行为材料不实，后来二审法院看材料不实之说实在太无理，又搬出所谓带有煽动含义的过激言辞和引起对政府产生误解的牵强理由，铜山、徐州两级法院对公安机关的错误处罚的偏袒已是明目张胆，可怜现已69岁的退休老教师还在坚信这样的法院，还在不断地向这两级法院申诉，他不知，这里的审理该案的法官根本就不讲理的。所以，张本忠的所有行为根本就不构成非法。2003年5月7日拘留张本忠，5月14日处罚期满，踏出拘留所的张本忠下定决心要用法律讨回自己的公道

杨佳的姨妈说，丢失的山地自行车是杨佳用攒下的1000多元钱购买的新车。家中收入来源主要是母亲的工资和父亲每月提供的800元生活费。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那时候，杨佳不愿谈及自己的父母，偶尔问起也就岔开了。

事发后，王静将对方起诉至宣武区法院，索赔数千元的医疗费。车被偷的那天晚上，正逢北京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

他不喜欢和父母做较多交流，更多的时候，喜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杨佳的姨妈和杨佳母亲的朋友都提到了杨佳前年在山西被警察打坏牙齿一事，他们认为，杨佳母亲打官司的经历和在山西的遭遇可能对杨佳有所影响。

杨佳的玩伴很少，邻院的李佳是他为数不多的玩伴之一。杨佳的同学更难以理解杨佳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在媒体轰炸般的报道下，杨佳的父亲仍然难以把听话懂事的儿子和杀害警察的凶手联系起来。2008年，为了一件数千元赔偿的案子，王静经历了一审、二审并最终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沉迷网络网络让杨佳有了倾诉的渠道，而外出旅游成为杨佳排解压力的方式。在网络上，杨佳注明自己的星座为处女座。

她告诉讼友，杨佳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接触。杨佳的小学同学黄淼说，小学时代的杨佳虽然内向，但仍然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喜欢和同学一起掷沙包做游戏，玩的时候从来不作弊胡闹。

上世纪70年代末，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下结婚。在论坛上，杨佳喜欢发旅行时所拍摄的景色照片。

这是北京一条典型的胡同，密集排列的四合院，让邻里之间的交往很频繁，各家的孩子们也多从小结成玩伴。和他一同出行过的驴友称，杨佳在圈内被大家昵称为妖，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

此时，杨佳的现实价值观已经扭曲，在网络校友录上，他的网名叫作钱能通神。父子俩经常逛北京的各大书市。和大多处女座的人一样，杨佳性格内向。放学后，9岁的杨佳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妈妈身后回家。

失业在家杨佳的姨妈说，杨佳攒钱买的新自行车被偷，在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从此，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此时，杨佳一家的生活仅靠王静每月1500元的退休金。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暂工作后，杨佳失业在家。郝家隽说，去年，王静曾和她说，杨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上网，王静曾到民政部门给儿子申请低保，但遭拒绝。

杨佳的姨妈说，杨佳喜欢出去旅游，费用都是杨佳的母亲从退休金里节省出来的，他妈妈支持他出去走走，怕孩子闷坏了。今年54岁的郝家隽是王静的好友之一。

而他小时候的生日礼物，也多为书籍。她难以理解杨佳行凶的行为。郝家隽说，每次见到王静，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但是后来杨佳再没找过李佳。

郝家隽时常听王静聊起其家庭和儿子杨佳。杨佳的姨妈说，这件事对杨佳刺激很深，从此之后，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

照片中的杨佳笑容满面，显得很开心。杨佳的父亲杨明(化名)，是一家影院的电工，母亲王静（化名）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曾做过文化宫的解说员。

然而，一场诉讼给这个窘困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母亲眼中，失业在家的杨佳已变得不正常，过于沉默寡言。